Kevin M. De Cock博士是出生于比利时的美国公民。他于1974年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大学获得医学和外科学学士学位。在1979年在利物蒲大学的热带医学学校获得热带医学和卫生学文凭。De Cock博士是艾滋病、结核、肝病及热带疾病的传染病专家。他曾在高级公共卫生职位上任职。最近他于1997年到2000年担任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HIV/艾滋病预防部门的主任。从2000年到2006年在肯尼亚担任CDC事务的主任。De Cock曾在许多专业委员会和编辑部任职。他与人共同编辑艾滋病杂志的增刊，命名为艾滋病在非洲（第二版）。他于2006年被任命为WHO艾滋病防治部门的主任。

在8月份的多伦多艾滋病会议上，对抗艾滋病的许多新技术受到世人瞩目如男性包皮环切术，暴露前预防、杀菌剂以及疫苗等。Kevin M. De Cock博士对于这些新技术接受了本专栏的采访，同时他还谈到了由于HIV的检测在发展中国家全面展开而涉及到的伦理方面的问题。在访谈中，他呼吁在捐赠资金上进行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的目标，即在2010年使HIV/艾滋病得到全面的预防和治疗。

问：即使得不到抗病毒治疗或者负担不起治疗，卫生工作人员应该提供免费的HIV检测吗？

答：由于费用的问题，使得在预防、诊断和治疗上达到普遍意义上的免费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抗病毒治疗的缺乏并不是由卫生保健者提供的常规HIV检测的绝对障碍，因为即使没有抗病毒治疗，从延长生命的意义上讲，还有许多的事情可以做。根据国家扩大HIV/AIDS治疗和护理计划，大规模地开展供应者倡议的检测和咨询是必须的。

问：是由自愿HIV检测的方式（VCT）向供应者发起的检测发生转变了吗？

答：WHO认为我们需要多种途径，包括自愿HIV检测和咨询和供应者发起的检测及咨询。供应者发起检测和咨询是指对于那些造访卫生保健机构的患者进行的检测，或者是被保健人员造访的患者的检测。这个过程必须是建立在主动的基础上，同时强调自愿同意、保密、咨询和信息的交流。供应者发起的检测和咨询的中心环节是确保争得患者的同意，要给患者拒绝的机会。WHO和 UNAIDS也继续强力支持由患者发起的 VCT，这主要在卫生保健机构外进行，为想知道自己是否感染病毒的人们服务。

问：WHO何时发布修改后的HIV检测指导原则呢？

答：这个目前讨论的原则所涉及的内容很少，仅仅就是有关在卫生保健机构进行供应者发起的检测问题。在2006年7月初，已进行了一个国际性的磋商和咨询，在WHO和UNAIDS的共同赞助下，一个进一步的草案正在形成并将征求公众的意见。WHO和UNAIDS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这个指导方针。

问：在那些没有开展咨询和治疗的国家中鼓励自我检测在伦理上行得通吗？

答：自我检测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传统的观点是在没有劝告的情况下是不应该进行检测的。但是有关劝告的说法并没有依据。检测积累的经验越多，就会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自我检测及家庭检测持否定态度是否在将来显得有些家长式作风而且是不合适呢。如果我们信奉自我独立和个人权利的话，为什么自我检测就不被允许呢。而且其他领域，比如糖尿病和妊娠的自我检测，乳腺和睾丸癌的自我检查却得到大力提倡。然而，在提供这些特殊意见前，更多的工作和反思是必须的。同时，患者的信息和对之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问：如何能使检测在艾滋病高发的国家免费并广泛地进行？

答：艾滋病病毒检测已经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广泛地开展起来。主要是通过VCT计划进行实施。比如在博茨瓦纳，肯尼亚和马拉维，重点已经放在了在卫生保健机构中的供应者发起的检测及咨询。在许多机构中，由于捐赠人的积极主动，检测是免费的。

问：如果家庭检测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开展，你如何劝告那些通过暗示得知阳性或阴性结果的人们呢？

答：自我检测显然是应该谨慎从事的，并且有关协议和标准将需要制定和评价。自我检测不可能成为检测的主流。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广泛意义上的对于艾滋病的预防，治疗和保健，我们是否有必要对于受严重感染的国家的感染情况了如执掌呢。

问：WHO是否对于“3 by　5”活动没能在国家范围内实现其目标而失望？

答：“3　by　5”活动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目标。这项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重视艾滋病的程度。治疗和预防都是必需的，且密不可分。关于治疗的规模，我们从“3　by　5”活动中吸取了诸多教训，例如，关于卫生系统的缺点，以及应该更多关注那些以前没有接受过保健服务的人群，例如儿童和注射毒品者。

问：在多伦多南非受到了激烈的批评，你怎么看这个形势？

答：显然，对于南非对艾滋病的官方反应有着太多的不满。在我看来，这将造成至少三方面重要机会的丧失。首先，由于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威，南非本应该成为非洲其他国家抗击艾滋病的领袖。第二，如果各种讨论和争论能够避免的话，大量的国际援助，财政和技术上的帮助以及善意的同情心就会源源不断地到来。第三，治疗和预防的规模的扩展本可以更快些并更深入些。事实上，南非并不在那20个或中低收入国家之列，而这些国家对于那些需要治疗的艾滋病患者达到了50%的覆盖率。

问：现在有比以前更多的捐赠钱款用于防治艾滋病，但是这些钱是以一种协作的方式花在了有根据的干预上了吗？

答：协作应该一直得到加强，而且它对于抗击艾滋病显然是需要的。WHO和它的合作者致力于如何加强合作，例如，通过执行全球工作组的建议来加强多个机构和国际捐赠人之间的协调。我们也确实需要在设计公共卫生干预行为时做到有理有据，而且应该做得更好，例如在男性包皮环切术，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结核），暴露后预防以及节欲等政策措施上。综合现有的知识，支持可操作的研究以及为不同的行动和方法提供依据，这都是WHO的职责的一部分。但是，决策的制定决不仅仅是简单依靠证据。政治选择显然会影响实际行为，比如在许多国家对于针透和注射器交易的限制。对于人权的强调比做事情有理有据更能代表一种价值或道德评价，但是这种评价是必要的。

问：一些捐赠人在涉及到色情从业者，注射毒品者和避孕套时，对于艾滋病资金的使用是否有附加条件，这样做是否缺乏科学依据呢？

答：我猜你指的是PEPFAR计划(美国总统减轻艾滋病紧急计划 )，它包括ABC（节欲，忠诚，避孕套）。包括感染非常严重的非洲国家，政治家和个人往往站在各自的利益和政治立场上，从而引起了极为激烈的政治争论，但由于经常走极端而影响了真正的讨论。我希望我们不要局限于关于ABC的争论，因为没有一个单独的预防艾滋病病毒的神奇魔法，它应该是复杂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字母表，我们同时还需要D和E。D是指诊断（艾滋病病毒检测），E是指其他的所有事情。

问：这些资金还能以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方式被使用吗？

答：如果这些计划确实妨碍了或不能资助非常需要的项目，比如针头的交易，避孕套或其他，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其他捐赠人加入进来填补这个空缺，或者对于援助进行协调。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多呢？我们又在协作和协调方面丧失了机会。

问：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是公共卫生最大的捐赠者，但是有争议的是它仅限于对高科技的资助，当然高科技对于艾滋病的预防，治疗及控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它不应该走出大学服务于社会吗？

答：我认为盖茨基金会由于过于注重于技术的开发和研制受到了批评，而不受重视的基础研究工作对于改进全球的卫生状况也是必需的。这次在多伦多许多技术方法就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比如前暴露的预防。可以理解的是，基金会不想开展无休止的“权利计划”。我认为基金会的人员认识到了这种困境，这也是引起激烈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是否拥有我们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世界上大多地方艾滋病的流行仅限于一些特殊的人群：与男人保持性关系的男人，从事性交易者，注射毒品者，这些人的性伙伴以及他们的孩子。我们要有足够的知识和措施来控制艾滋病在这些人群中的流行，在一些地区的机构中，这种控制被做得很好。那么另一个极端是在整个人口中艾滋病的感染率都很高，例如在南部非洲。那么有针对性的措施就不会控制这种局面。我们对于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而需要采取的附加技术手段和社会干预措施并没有遇到阻力。对于存在很大差别的艾滋病流行特征，我们基本上采取的是相同的手段和方法。这样做如果没有取得成功，我想也不足为奇。

问：现在有许多新的科技手段跃跃欲试，那么它们何时才能广泛地被应用呢？

答：预测事情发生的速度是危险的。说到新技术，我认为按照将可能扩大使用范围的依次是：（1）男性包皮环切术；（2）暴露前预防并进行抗病毒治疗；（3）杀菌剂；（4）疫苗。

问：你如何定义普遍意义上的接受抗病毒治疗？将来如何开展这项工作？

答：李钟郁博士在2006年世界卫生大会的发表讲话，他也是在那天去世的。在他的讲话中写到，普遍意义上的接受抗病毒治疗是指“没有人会因为不能得到药品或没有临床治疗而死去。”他呼吁为了确保人们知道如何预防艾滋病要进行不懈的努力。WHO和UNAIDS正在和各国一道努力使政治的和渴望达到的目标转变成一个国家可实施的明确目标，而这些目标要和有计划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如果不仅考虑这些目标，WHO有责任制定各种标准和规范。同时需要为目前已经被接受了的行为提供指导，如加强实用性，增加覆盖面及扩大影响等。